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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为何盛产“老板”

之江轩 浙江宣传 2023-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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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浙江是一个盛产“老板”的省份。

截至2022年8月底,浙江省市场主体总量突破900万户,达906.48万户,同比增长7.3%,这意味着,每7个浙江人中就有1个创业者。

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浙江企业独占107席,总数居全国首位——这一纪录,浙江保持了24年。

浙江“老板”,既是登上富豪榜、叱咤商海的风云人物,也是奋斗烟火人生、开着小店网店的平凡面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浙商。

风高浪急之下,浙商活力不减,敢想敢干敢闯的韧劲从何而来?浙江这片土地,又为何走出那么多“老板”?



答案,藏在历史脉络的深处。

天下浙商,独得“天下”二字,绝非偶然。

晋时,宁波“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代,明州、温州已是有名的贸易港,浙江商人横渡东海,到达日本。南宋期间,临安、明州、温州等还设有市舶司,专管海外贸易。

宁波舟山港 图源:视觉中国


历史上的浙江商帮,更是打下了轮廓清晰的“天下浙商”样板:

南浔商帮,依赖辑里(南浔镇辑里村)湖丝的出口贸易而走到舞台中央,产品经上海,远销日本、南洋等地,占全国生丝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还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一届世博会中摘得了一金一银两块奖牌。南浔商人积累的财富,可匹敌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其中的佼佼者更是被冠以“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称谓。

龙游商帮,视质量和诚信如生命,主营珠宝、刻书贩书、纸张业,不仅活跃在江南、北京、湖南、湖北和闽粤等地,还深入西北、西南等省份,甚至把好口碑带到了日本、吕宋(菲律宾古国)等地。

宁波帮,则更浓墨重彩。孙中山先生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宁波帮,与极负盛名的徽商、晋商比肩,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银行、第一家华商证券交易所、第一家汽车出租公司、第一家保险公司、第一家房地产公司……

车马缓慢,山海阻隔。当时的浙江人向世界要发展的难度,不亚于针尖挑土、指间起舞,但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磨砺出的韧劲,如种子一般,埋藏在了这片土地的深处。



答案,还藏在“草根”奋斗里。

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春风唤醒沉睡的种子,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喷涌而出。农民穿鞋上岸,文人投笔下海,空气中弥漫着“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胆气和冲劲。

21岁的“修鞋匠”说干就干,用辛苦积攒的1.5万元,开启了温州新首富的漫漫商旅。

42岁的中年人也不“躺平”,蹬着三轮车开始商路征程,让娃哈哈家喻户晓。

凭着小小的万向节,万向集团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第一家进入国务院试点企业集团的乡镇企业,第一家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的乡镇企业。

从“2000元买一勺盐”的教训中走来,传化集团靠一口大缸和一个大锅起家,在化工、物流等领域一路狂飙。

“造车狂人”把“四个轮子一把沙发”的痴人说梦变成收购奔驰母公司部分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的佳话。

传化化学制造中心大江东基地航拍图


类似的故事可谓车载斗量。在缺少顶层设计、没有参考样本的情况下,依靠“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凭借“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劲头,千万浙商让温州模式、义乌模式冲向世界,让块状经济活力四射。

全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第一条民营控股铁路、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等,浙商创造的“第一”还在不断扩容。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是全球小商品的“宇宙中心”,绍兴中国轻纺城“布”满全球,全国每3部电视剧中就有1部在横店影视城拍摄……

“6789”,这四个数字一直被用来形容浙江民营经济的贡献——全省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他们给市场经济带来彩霞满天,也让所有浙江人坚信,凡人可以不凡,未来的风云人物可能就在身边,也可能就是自己,无中生有、点石成金不是神话。

横店影视城 图源:视觉中国




答案,也藏在精神绵延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弘扬企业家精神。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商,则是承接并展现这一精神的主体。

“商圣”范蠡,不仅是“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总设计师,还变身“陶朱公”,倡导顺势而为、伺机而动、公平诚信等经商理念。

东汉哲学家王充、吴越国国王钱镠等,用思辨理论和治国实践,把“务实”二字描摹得浓墨重彩。“浙学”名家陈亮、叶适、黄宗羲等,让工商皆本、义利并举、经世致用等管理思想、经营理念生生不息。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今天,或许已很难用具象的词语来描述浙商精神,且让我们尝试用一些人、一些事去为它作注释。

“诚信奶奶”陈金英在家门口摆摊卖羽绒服 图源:新华社


丽水莲都区的诚信奶奶,52岁创业、74岁扩张、80岁欠债、91岁还钱,靠摆地摊卖羽绒服还清2000余万元债务,大起大落的人生,因一个“信”字成为一座精神丰碑。

杭州街边的一家面馆门口写着“当您遇到困难时,可以在这里免费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成为环卫工人、外乡流浪者的避风港。

2020年疫情发生后,遍布世界的浙商侨商连日奔走采购,向祖国捐赠大量医疗物资,书写了“情系故里、回报桑梓”的动人故事。

创业是一种修行。利润之外,还有更珍贵的信、义、爱。普通“老板”展现的人文品格和胸怀格局,让浙商精神成为时代注脚的精彩一笔。



答案,更藏在脚下的土壤里。

21世纪之初,浙商开始被称为“中国第一商帮”,但繁华背后,隐痛不断。

向内看,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价廉物美”背后是低端制造,生态环境陷入污染-发展-再污染的恶性循环。

向外看,浙商勇闯天涯,国际化路线遭遇反倾销、绿色贸易壁垒等阻碍。

“生意不好做”,浙商的心里回旋着这句话,浙江经济遇上了“成长的烦恼”。

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要求“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腾笼换鸟”“凤凰涅槃”“跳出浙江发展浙江”等思想引领浙商打开了“浴火重生”的新局面。

2011年,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召开之际,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浙江逐渐恢复着元气。彼时的浙江“偏科”外向型经济,对外贸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依赖较重。

“生意不好做”再次回旋在浙商心中。

浙江持续发力,以“腾笼换鸟、机器换人、空间换地、电商换市”和培育“名企、名品、名家”的“四换三名”工程让浙商逐步摆脱要素瓶颈的制约,开启了下一个十年的高增长。这十年来,城西科创大走廊等一个个科创新高地,梦想小镇、云栖小镇等一座座特色小镇的快速崛起让浙江逐步告别“低、小、散”的固有成色,开始有了“处变不惊”的底气,数字化改革让浙江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双剑合璧”。

“生意不好做。”11年后的今天,这样的喟叹又成为了浙商内心写照。

同样是一场全球性的大危机,疫情和国际形势导致物流、人流不畅,全球供应链重组带来的断链风险也让浙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当我们翻开浙江企业上市公司的业绩报表,却发现有超过一半的企业依然走在高增长的“快车道”。尤其是在新能源汽车、半导体芯片、高端装备制造这些产业链上,更是有50多家上市公司三季报利润增速在50%以上。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出击是永恒的破题法宝。

“在手订单超200亿元,订单排到两年后”,这是一家光伏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员工发的朋友圈“炫耀贴”。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格局和高端装备国产替代的巨大需求,让这些科技型企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在发展的岔路上,选择裹足不前还是选择创新引领,正确答案永远在奋斗者手中。

嘉兴企业代表组成的“抢单团”


这个月初,一支由政府部门带队的商务团包机从浦东机场出发,开启为期6天的欧洲“抢订单之旅”。还有去日本、中东、东南亚的一系列“外贸抢单之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伴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各级政府部门千方百计为浙商企业“海外抢单”提供便利,抢回失去的三年。

相似的困境反转,相似的绝地反击。防疫政策不断优化调整,纾困政策不断落地。寒意虽未完全散去,但下一个万物生长的春天已扑面而来。

“都,是勇敢的……谁说站在光里的才是英雄?”无数默默无闻的草根“浙商”深深扎根、向上生长,以坚韧的姿态度过了一个个“寒冬”,迎接春天。

一山翻过一山拦,困难不会削弱斗志,只会增强韧劲。敢喝头口水,勇闯无人区,浙商的路,浙江的路,永远是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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